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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

以赛亚·伯林 勿食我黍
2024-08-28


作者|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




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Osip Emilyevich Mandelshtam,1891—1938)1891年生于圣彼得堡,死于苏联的集中营。他属于反叛俄国象征派的那一代作家,对象征派那种泛滥的神秘主义、装腔作势的形而上学幻梦以及刻意表现的“颓废”十分反感。他们这一代的精神导师是才华出众却一直被低估的诗人因诺肯季·安年斯基(1855—1909),那位在著名的皇村公立中学教授希腊语的孤僻而又苛刻的古典学教师。安年斯基是一位专注而又坚忍的教书匠,远离他那个年代的政治激情,严峻、唯美、喜欢沉思冥想,说得大一些,他可谓俄罗斯诗歌的古典传统的承前启后者,这个传统可以直接追溯到一位神明似的人物,所有的俄罗斯作家无不对他顶礼膜拜,无不从他那里汲取营养,他的权威无人可以撼动,他就是普希金。在一战之前的几年里,这些诗人自称是阿克梅派,有时又称亚当派。他们形成了一个彼得堡的流派,如果说这座无比美丽的城市规整的线条影响了他们的作品,那也不算夸张。安年斯基最具天赋的追随者尼古拉·古米廖夫、安娜·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共同创立了“诗人行会”(Guild of Poets),这个名称直接表达了他们对诗歌的观念:诗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是宗教启示,而是一种技艺,一种将词汇排列成行的艺术,是创造一种与创造者个人生活无关的公共物品。他们的诗歌以其准确的意象、明确而又严格遵循的结构而有别于19世纪左翼诗人的平民诗歌,也有别于耽于幻想、强调个人、有时极端自我的象征派艺术以及农民诗人自我陶醉的抒情诗歌,与自我未来派(Ego-Futurists)、立体未来派(CuboFuturists)以及自觉的革命者的那种狂热姿态也有很大区别。在他们当中,曼德尔施塔姆的领袖和代表地位是最早获得公认的。他的诗歌,尽管刻意限制了写作范围,却拥有一种俄国文学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纯粹与完美的形式。”


曼德尔施塔姆,俄罗斯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著名诗人、散文家、诗歌理论家。

有一些诗人,只有当他们写诗的时候他们才是诗人,他们的散文是没有写过任何诗的人都能写出来的。还有些诗人(好坏都有),他们的一切表现都透着诗人的特质,有时这会危害到他们的整体作品。普希金的小说、历史著作和书信无一不是优美流畅的散文典范。当他不写诗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位诗人,弥尔顿、拜伦、维尼、瓦莱里、艾略特或奥登都是如此。而济慈、邓南遮,尤其是亚历山大·勃洛克则不同。曼德尔施塔姆的全部作品都透着诗人的特质,他的散文是诗人的散文——在这一点上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完全相同,但就仅此而已。他们既是朋友,又身处同一时代,地位还相当(作为作家,他们彼此倒不大认同),只不过帕斯捷尔纳克对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对他自己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作为一个大丈夫、一个一天才、个代言人和预言家所负的职责太过敏感。无论他有多么的天真和叛逆,他都是或者说变成了一个政治动物。他与俄罗斯和俄罗斯历史的关系一直困扰着他——自始至终他一直对他的人民宣讲公共责任,证明它的存在,并在晚年将这份沉重的责任完全承担起来。无论是在苏联境内还是境外,只有那些被社义现实主义和团体的路线蒙蔽了双眼的狂热分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并批评他是脱离俄国和苏联现实的“高蹈派诗人”(Parnassian),唯美主义者。


这种庸俗的指控根本不值一辩。曼德尔施塔姆恰恰相反。诗歌是他生活的全部,是他的整个世界。离开诗歌他几乎就无法生活。他与他西方几乎同时代的意象派诗人和新古典派诗人很相似。他给自己提出的标准归根结底是源于希腊、罗马,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先贤对他的影响。如果这给人一种大理石般冷冰冰的感觉,那完全是一种误导。曼德尔施塔姆凝聚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大量的文学修养滋养了他极为丰富的内心生活,加之他对现实的洞悉,使他像列奥帕第一样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有不受迷惑的眼光,这些都让他与更强调主观感受、更爱自我表现的同代俄国人区分开来。

毫无疑问,最初他和他们一样都深受法国象征派的影响,但很早他就让自己彻底解放出来。或许正是由于他有意识要反对一切模糊和不确定的事物,才使他在一个精确而又工整的语言构造内(指他的诗)如此疯狂地删减自己作品中的片段,如此严格地控制自己作品中的意象,有时甚至有点过于苛刻。这种对客观性的偏好以及他与那些伟大的欧洲古典派诗人的亲密关系,使他在一个接受忏悔文学教育、强调或过分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国家里,成为一个独特的、多少有些西化的人物。这被说成是脱离现实,自我脱离民族生活与人民,从十月革命之初,他和他的阿克梅派朋友就一直受到这样的指责。

克拉伦斯·布朗在他那部曼德尔施塔姆鲜为人知但非常令人着迷的散文作品的精妙译本的导言里,告诉了我们大量——但绝非全部——已知的有关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平事迹。他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在著名的捷尼谢夫中学接受正规的彼得堡教育,随后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并到过德国、瑞士和法国游历。他早年是一位狂热的诗歌捍卫者,反对那些企图扼杀诗歌的人。加维林那段关于曼德尔施塔姆急切地恳求他不要当诗人,以及他狂热地坚持人们对诗歌有着惊人的需求,诗歌的存在有着巨大甚至是绝对的正当性的记述(被布朗所引用),表明他是一个反对平庸自大、崇尚艺术的狂热者。

他的第一部诗集于1913年出版,1916年(出于某种原因他未应征入伍)以《坚石》为题再版。他坚信雕塑、建筑,所有这些固定的、坚硬的东西,都是人们按照某种规则和形式创造出来的:在他的信念和创作中,这种对流变和不确定的敌视,与同时代的庞德、艾略特和温德姆·刘易斯等极其相似。十月革命对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由于他不愿意,事实上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天性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因而他无法说服自己与新生活的保民官、组织者和建立者合作。羞怯、瘦弱、亲切、充满爱心、多愁善感,在他的朋友看来他就像是一只温文尔雅但又略显滑稽的小鸟,但他却能做出惊人之举;这样一个羞怯而又容易受到惊吓的人,却具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我看来,布朗深入而又审慎的研究是完全可信的,他向我们讲述了一段很不寻常的真实故事。在革命初期的一个夜晚,他正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勃柳姆金(后来他暗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那个革命臭名昭著的刽子手也在场,当时勃柳姆金是契卡的一名军官,他正醉醺醺地将即将处决的男女的姓名抄到由秘密警察头目设计的空白表格上。曼德尔施塔姆突然迎身冲向他,一把抓过名单,在众多惊愕的目光面前将它们撕成碎片,随即冲出门外,消失在夜色里。那回是托洛茨基的姐姐救了他。不过,像他那种人不可能在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的环境下长期生存。他得知自己被判处终身流放。《哀歌》恰好是他的第二部诗集的名字。他是一个国内的流亡者,一个在万能的独裁者面前无助的奥维德。1934年他写了一篇讽刺斯氏的短诗。那是一首无需任何评论的精妙绝伦但又令人不寒而栗的小诗;很可能就是这首小诗直接导致了独断者对诗人大发雷霆。大约在1938年,在海参崴附近的集中营里,他在无比恐怖的环境中被无情地迫害至死。当时情境之凄惨,以至于那些了解情况的他的朋友,如果能不提就没有人愿意再提及那段往事。

接下来布朗在文中向我们提供了两幅曼德尔施塔姆的照片。一幅大约摄于1936年。第一张照片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张年仅十九岁的拥有远大前程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略带稚气的天真可爱的面孔,从时髦的鬓角中还透着些自命不凡的傲气。另一张照片则是一副饱经沧桑、垂垂老矣的流浪汉形象,而当时他只有四十五岁。巨大的反差难以言表,也透露出比他的朋友和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更丰富的内容。俄罗斯诗人的命运通常都很悲惨:雷列耶夫被吊死;十二月党诗人不是葬身西伯利亚就是在那里丧失了斗志;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死于决斗;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自杀身亡;勃洛克和帕斯捷尔纳克则因失宠于当局而郁郁而终。但他们谁也无法与曼德尔施塔姆的凄惨命运相比。事实上他整个一生都被那些清白而又无助的人们的影像所萦绕,备受仇敌的折磨直至被他们摧垮。或许正像普希金在《叶甫根尼·奥涅金》中有所预感一样,曼德尔施塔姆也多少预见到自己无法逃避的结局。


在布朗颇具真知灼见的导言里,最精彩的部分是将曼德尔施塔姆的准超现实主义小说《埃及邮票》的主人公与俄罗斯文学中其他那些倒霉蛋进行类比。这些倒霉者包括普希金的叙事诗《青铜骑士》(埃德蒙·威尔逊译得很漂亮)中的叶甫根尼、果戈理的《鼻子》中荒唐的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双重人格》中的受害者,尤其是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中的那个小公务员,布朗是第一个引证他们来解释曼德尔施塔姆小说的人。噩梦真的降临了,而对曼德尔施塔姆来说,这场噩梦与那位居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山岳党人”密切相联,正是那个人不紧不慢地、冷酷无情地(并非他一人所为,至少他得到了一位具有非凡天赋而又充满报复心理的作家的协助)将他逼上了绝路。当然最好是撇开作者的命运来阅读这些令人难忘的小说(诗人自己肯定也希望读者这样做),但要真正做到超然谈何容易。然而无论曼德尔施塔姆以他独特的散文语言创作出来的奇幻作品是多么的让人惊悚,它们最终还是实现了和谐艺术所追求的平和与安宁——那是他从安年斯基那里,追根溯源是从早期的德国浪漫派那里继承下来的希腊艺术的理想。他的一些最具讽刺力量和最文雅的诗歌是在他被流放和迫害的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创作的。尽管专制政府制造出所谓的“国内流亡者”,但他们却能像苦中作乐的圣人一样,使自己超然于那个人间地狱,以流放生活本身为素材,建构自己安谧的内心世界。曼德尔施塔姆为了坚持自己做人的尊严,付出了常人几乎无法想象的代价。他欢迎革命,但在1930年代,据我们所知,他又是对革命所必然产生的后果最不妥协的一个。我真的再想不出还有其他哪位诗人比他更坚决地抵抗这个敌人。 

 除了担心自身的健康外,曼德尔施塔姆心胸坦荡,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直到最后他还想象执行斯氏命令的人是被迫给他下的毒药。这场仇杀始于1934年。其中人们最熟悉的一段情节是帕斯捷尔纳克午夜接到斯打来的一个著名的电话。关于这个电话流传有许多版本。依我看,布朗所依据的权威说法并不可靠,他给出的是一个比较平和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斯是一个爱讥讽但完全没有恶意的独断者,其行为也算中规中矩。这与罗伯特·佩恩提出的说法一致。数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向一个可靠的证人亲口讲述的故事与布朗的说法多少有些不同。斯大林问帕斯捷尔纳克,有人(指曼德尔施塔姆)朗读那篇著名的讽刺诗时,他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避而不答,而是一味强调与斯氏见面的重要性,因为有许多问题必须和他面谈。斯氏冷冷地又问了一遍,最后说“我要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本应该更清楚如何去保护他”,随即挂断了电话。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背负着这段记忆(不论是准确无误的,还是经过他自己的想象加工过的)度过他的余生。他不止一次地向访问者讲述这个故事,其诚恳的态度以及背负的巨大痛苦让人为之动容。

曼德尔施塔姆被流放到沃罗涅日,但允许短暂地返回列宁格勒。回来后他又与颇具政治影响力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反目(尽管两人可能早已不和——我们的资料与此有出入)。紧接着便是被驱逐出中心城市,再次被捕,被囚禁在莫斯科,然后被遣送到远东的集中营,遭到警卫和狱友的野蛮殴打(因为担心分配给自己的食物有毒而偷吃了分配给他们的食物),饥饿,憔悴,生理和心理遭受巨大打击,直至最后死去。官方的封杀使他变得湮没无闻。直到最近他仍是一个无名之辈,尽管现在据说有一种乐观的前景,认为曼德尔施塔姆与一度被一忽视的叶赛宁样,也将完全恢复其真实的面目。没有一个计划主义社会不担心不受约束的创作力量;至少高尔基这样教导我们,在苏联他的观点比柏拉图的观点更具有政治分量。或许他“也会像其他被埋没的大师”(maÎtres cachés)一样被允许重见天日。

布朗翻译了三篇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作品:《时间之喧嚣》、《西奥多西娅》和《埃及邮票》。他为它们写了分析透彻、资料丰富的评论性导言,还为作品中的一些隐语暗示做了简短的注释。在我看来它是目前用英文评论曼德尔施塔姆的文章中最具启发性的一篇。它是一项无可挑剔的、阐幽发微的学术工作(没有比本世纪前三十年的俄国作家更需要这种发掘的了──别雷,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特别是他早年的散文作品,——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布朗把曼德尔施塔姆与他们划为一类),而且整部书都做得很好。尽管如此,这些作品只有在诺瓦利斯的小说或者《海浪》算作散文的时候才可以称得上是散文。《时间之喧嚣》是一篇诗意的自传纲要,《西奥多西娅》一半是回忆、一半是虚构,《埃及邮票》则是一部奇幻作品。布朗是那个时代及其氛围的博学而又敏感的研究者,在我看来,他对那个时代的事实和感觉的把握都很准确。他的翻译一直很准确,常显精妙而老到,这主要是他对俄罗斯“艺术散文”(kunstprosa)的细微变化具有超强敏锐的嗅觉并投入了巨大精力的结果。然而怎样才可能将这样的作品翻译过来呢?如何能传达由当地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尤其是个人的成语典故、语言游戏、名字游戏所构成的极其复杂的网络?一个当代的俄国读者会怎么理解奥登的《雄辩家》?奥登的诗歌可能要比他在1930年代创作的散文更容易翻译成俄文;在我看来这同样也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我认为罗伯特·洛维尔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已经达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在翻译格鲁吉亚诗歌时所达到的水准:两人都将诗歌从一种完全不熟悉的语言转译过来,并以另一种尽可能充分、尽可能富有表现力的面貌创造性地表达出来。洛维尔翻译的原文与他感兴趣的古典文学之间有某些共同之处,这或许对他的翻译有所助益,从而使翻译过来的作品既优美又感人。

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大多数都很难翻译。他的诗歌字斟句酌,字词中蕴含的复杂性和多重含义令人生畏,但这也要比他那古怪离奇的、尽管有着严格标准的“散文”更容易译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他试图以一种他自称为“疯狂的抛物线”(“wild parabolas”)的方式进行写作。多数时候他做到了,而且做得让人惊叹不已。他曾写道:“每一篇稿子都是一场风暴。”但作家把握着他的头脑,控制着整个风暴。作家也有失控的时候:于是我们会读到技艺精湛的文字,充满了诗意的想象,既让人欢欣鼓舞,又显得杂乱无章,有如野马般肆意驰骋。因为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位出色的驭手,那些驰骋的想象,即使在半空突然消失也依然让人兴奋,而且从未退化成单纯地表现生动或卖弄技巧。通常这些部分都遵循一种严格的模式;在我看来布朗在这一点上反对博学的苏联学者别尔科夫斯基是正确的,尽管在书中布朗对他的引用基本是抱着公允的肯定态度。由于从曼德尔施塔姆头脑中喷涌而出的时而闪耀时而平静的意象之流彼此互相激荡,因此各种历史上的、心理上的、句子的和词汇的隐喻,对比与冲突,以闪电般的速度不断出现,冲击着人们的想象力和智力(不是像印象主义或超现实主义作品中一个接一个的杂乱无章、反差强烈的元素,一团炫目的混乱,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构思,一个和谐而又华美的整体)。布朗谈到了曼德尔施塔姆“对不协调意象的模式化选择”。在我看来它们通常并没有不协调。它们大胆、狂野,但被融入一个令人不安的,通常十分痛苦却总的来说统一协调的整体——一个复杂的、扭曲的、一太过文明的世界(需要位阅历丰富、博览群书的鉴赏者才能体会),那里不存在任何不明确的目标。所有的线索都互相交织,尽管联系的方式怪异,但每一一件事都与另件事相互呼应,各种色彩、声音、味道、形状、质地之间都存在着切切实实的——感官上和心理上的——而非象征性的关联。它完全是出自一位极有条理,甚至有些冷酷的思想家。苏联评论家称其“符合建筑学原理”是十分恰当的。

其中总有一位受苦受难的主人公——那个被暴徒追赶的殉道者,既是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卑贱的受害人的继承者,也是(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毕希纳笔下的沃依采克(与贝尔格笔下的沃采克非常相似)的传人。《埃及邮票》中受苦受难的主角是一个俄国犹太人。他的散文中经常会出现和他一样具有犹太背景的人物形象,而且他处理这些角色时既不表现得傲慢也不带任何嘲讽,不带任何咄咄逼人的自我认同,事实上不带任何自我意识。显然这一直是他最自然的世界,直到去世。

在这几篇奇异的作品里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遭到周围人和环境排斥的苦闷而又畏缩的犹太人形象。有朝一日文学史家肯定会连篇累牍地研究这个我们时代的常见形象,探索他的发展演变过程,一直追溯到他的异教祖先那里。从彼得·施莱米尔到霍夫曼笔下被恐怖化的人群,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安德莉亚,最终我们会看到曼德尔施塔姆笔下的帕诺克,他是贝娄笔下的赫索格的一个模糊祖先。曼德尔施塔姆把自己视同为可怜的帕诺克,同时虔诚地祈求把他从他的犹太特征和命运中拯救出来。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所采取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而且是彻底得多的解脱方式。

另一个主题是音乐和作曲家,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以及在不同层面上的柴可夫斯基和斯克里亚宾。曼德尔施塔姆对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特点要比帕斯捷尔纳克熟悉得多;它们也经常被他用来描写其他事物。它们被用来比喻天性、观念和各种不同的人:《时间之喧嚣》中亚历山大·赫尔岑暴风骤雨般的政治雄辩术与贝多芬的一首奏鸣曲之间的比照,就是这些比喻中最为典型和精彩的一例。在那段对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的精彩描写中,这两个主题交汇在一起。一个是德国人的海滨胜地,在那里演奏的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曲子,而犹太人早已被排斥在听众之外。另一个则是犹太人的海滨胜地,那里萦绕着的则是柴可夫斯基和各种小提琴的曲子。在他的抒情诗里,那首关于忧郁的犹太音乐家赫尔泽维奇的诗(Herzevich由Herz和serdtse组合而成,serdtse在俄语中是“心”的意思,而Scherzo的意思则很难用英语表达),可能不是最好的,却是最直接地表露了他的情感。在这首诗里,也会看到两个主题的交汇。这是一篇感人至深、令人心碎的作品,就像舒伯特那支被音乐家们一遍又一遍演奏的奏鸣曲单曲一样。(弗拉基米尔·温德尔对此有过很好的描述。)

在《埃及邮票》中,主人公的对头——他从霍夫曼和舍米斯身上继承下来的第二自我——是一个愚蠢、野蛮、长得像模像样却蛮横无礼的士兵,这个爱自吹自擂的士兵经常偷主人公的衬衫穿,欺负他,当主人公受到歧视时他却养尊处优,还经常将主人公非常热切盼望得到的东西据为己有。他是那个充满了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者偏执妄想的可怕的“二重身”——酷似活人的幽灵(the Doppelgänger),是《沃采克》中的鼓手长,是那可憎的强权和成功的化身,是那个对所有内心生活不屑一顾的玩世不恭的家伙。

《时间之喧嚣》以其独特的委婉笔调回顾了那个日趋没落的犹太中产阶级的世界,曼德尔施塔姆父亲(那个皮货商)的办公室兼书房,一个接一个犹太裔的和非犹太裔的家庭教师,以及圣彼得堡的自由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密谋家的合流──革命就是从这个世界爆发出来的。它生动地回顾了与帕斯捷尔纳克年轻时生活过的莫斯科并无太大区别的世界,尽管在莫斯科犹太因素要少得多。

至于《埃及邮票》,虽然这篇奇幻作品的灵感源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它却与别雷笔下的《彼得堡》的幻境和卡夫卡在《城堡》中的思维方式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毫不奇怪,这本书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富有想象力的俄国文学作品一样,与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苏联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各项政策并不合拍。

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将所有这类作品都清除得一干二净,作家本人也在清扫之列。东方欲晓,光明不会遥远,到那时,新一代的俄罗斯人将会知道,在苏维埃共和国早期那段饥渴而又荒芜的年代里,还曾经存在过一个怎样丰富而不可思议的世界;而且它没有自生自灭,而是仍然在渴望着充实和完成,从而不让自己湮没在某一段不可挽回的历史之中。


—End—

本文选编自《苏联的心灵》,注释从略。特别推荐阅读此书完整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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